案例：

我是一名派驻派出所的保安员，平常辅警出勤。近期，派出所在辖区抓获了一名正在盗窃车牌的犯罪嫌疑人李某。经审问，李某为获取非法利益，在本市不同地点经过踩点，盗撬无人看管的汽车车牌。在盗撬汽车车牌后，在汽车上留下李某使用的手机号码的纸条与车主联系，以此要挟车主以每副车牌200至500元不等的价码，向其指定的卡号帐户汇入款项，在查收钱款到帐后，再将被盗撬的车牌放于本市城区某处，电话告知车主人自己将车牌取回，以此为作案手段。仅两个月时间，李某就盗取车牌19副，敲诈10余次共计4100余元，敲诈未遂计5000余元。请问，李某在盗窃他人车牌后又留下电话让被害人与其联系，趁机索取他人钱财的行为构成何罪？

案例分析：

盗窃机动车号牌向车主索取钱财是目前多发的一类案件。汽车号牌本身价值并不大，此类案件不构成盗窃罪；犯罪嫌疑人盗窃汽车号牌后向车主勒索钱财的数额也不大，一般涉及两种罪名，一是敲诈勒索罪，二是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，这两种罪名在现今司法实践中都有选择过。本案例中对该一行为定性为敲诈勒索罪较为恰当。

盗窃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。敲诈勒索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，强索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是指盗窃国家机关的证件的行为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：“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

首先，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。被告人是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了被害人所有的车牌，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车牌，也不是为了将车牌进行买卖交易换取财物，其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被害人的钱财，盗窃车牌的行为只是手段而非目的，故不构成盗窃罪。

第二，李某的行为也不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。车牌的概念是对各部车的编号，看车牌就可以知道部车是哪个省或市或县的，具体到车管所还查还可以知道部车和主人是谁。所谓国家证件，是指国家机关制作、颁发的，用以证明身份、职务、权利义务关系或其他有关事实的凭证，如结婚证、工作证、学生证、护照、户口迁移证、营业执照、驾驶证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一条、第三百七十五条之规定，非法生产、买卖人民警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盗窃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可知在《刑法》中将人民警察车辆号牌、武装部队等车牌号牌等均定性为专用标志，而非国家证件。法律是将人民警察、武装部队车辆号牌作为专用标志的一种，而不是将其归属于国家证件。因此，机动车号牌也应作为普通标志的一种。《刑法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把车号牌定性为国家机关证件，《刑法》最基本的原则“法无明文不为罪…‘法无明文不为罚”，不能作类推、扩大的对当事人不利解释，因此不可将车牌视为国家机关证件，被告人的盗窃车牌的行为也不应定性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。

第三，李某以盗窃车牌为手段，威胁或要挟被害人的钱财，数额为4100元，其中未遂5000元，已达到敲诈勒索罪数额较大的标准，所以应构成敲诈勒索罪。

但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，如果定盗窃罪或定敲诈勒索罪，有时没有达到立案标准。《刑法》具有补充性，即只有当一般的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，才由《刑法》保护；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，才能适用。对于盗窃车牌的行为，确实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，但并非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，这种危害性是要通过《刑法》去处罚，还是可以定性为一般违法行为通过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其他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，司法界中确实还存在一定的分歧。

如何减少或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，需要保安员加大对车主的宣传力度。对于车主来说，首先要加强防范意识，不要把车停在无人看守或过于偏僻的地点。其次一旦发现车牌失窃，不要与盗窃分子联系汇款。正确的做法是及时拨打110或到就近派出所报案，不要因为怕麻烦而迁就不法行为人的敲诈要求使其得逞。另外，可在周围附近一些隐蔽的地点进行搜索寻找。